日前，30余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卡片内容都是先写上了“讨薪”的话，然后没忘写上“祝你快乐”等祝福语。

    不妨看看每年的清欠状况，或是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清欠，发现一起，解决一起；或是凭借记者报道和社会关注，凭借媒体效应和领导人的关注得到解决；或是被逼无奈，农民工爬上塔吊、楼顶，用极端方式达到维权目的。可就是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社会重压下，仍然不能唤醒不良企业和不法老板的良心发现，他们在既得利益中和法律、政府、社会进行各种顽固的对抗，可见在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商业追逐中，有些人的善良本性和人文情怀已经凝固在了冰封状态。社会巨大压力还不能唤醒本真，弱势民工有气无力的“温情贺卡”能得到多少讨薪效果呢？在厚颜无耻面前，彬彬有礼反倒成为了一种软弱无力，纵容了继续伪规则的不良动机。

    “温情讨薪”不如“重罪清欠”。这让笔者想到了香港关于讨薪的做法。据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去年共审结违例欠薪个案1043起，被定罪785起，有两名公司董事及1名雇主因违例欠薪被判监禁，1名雇主被判罚款11.4万港元。在建筑业雇主违例欠薪方面，去年因欠薪当事人被定罪的传票共有261张，较2005年增加85%.正是这种司法“重罚”、检控和定罪等，构成了对违规者风雨不透的司法重罚网络，香港《雇佣条例》规定：“香港企业雇主如不按时履行支付工资及雇佣合同责任，完成年终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项，最高罚则已提高至罚款35万港元及监禁三年的刑罚”。乖乖，欠薪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最高要监禁3年，有了这种司法监控和“法治高压线”，并且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认真执行，谁还敢轻易违规呢？

    “温情感化”不如提升处罚成本，加重刑罚代价。劳动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在中国，对恶意欠薪者太温柔了，欠薪者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堂而皇之地再接其他工程，照样发财”。全国总工会法规一处处长关彬枫也表示，“现在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症结在于违法成本太低。”他认为，既然我们用民法、劳动法及行政手段仍不能有效遏制这类丑恶的社会现象，就应该考虑用刑法来调整。

    虽然内地法制环境不同于香港，但欠薪违规情况却是大同小异的，正如专家所言，“建议修订《刑法》，设立‘拖欠劳动报酬罪’并制定相应司法解释，以制约恶意欠薪者”，将拖欠工资当作违反《刑法》的恶劣情节，当作扰乱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给予严肃司法处罚，就像香港一样，我想上述“温情讨薪”也就根本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