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上午，30余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卡片内容都首先写上了“讨薪”的话，然后没忘写上“祝你快乐”等祝福语。（1月18日《华商报》）“温情讨薪”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原地踏步？是一种形神兼备之美，还是徒有其表？对此，有人赞来有人忧。

　　亮出农民工自尊

　　当以往剑拔弩张的讨薪以贺卡的形式出现，无疑令人眼前一亮。在笔者看来，贺卡讨薪的最大亮点在于两个字：自尊。农民工以一种自尊且尊重对方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无疑这是一种精神平等和人格平等的对话方式，说明某些农民工已不愿意以牺牲自己尊严、以卑下的姿态博取社会同情，也就是说他们看重的不只是维权的结果，也开始注重维权的过程、方式、形象和态度，无疑这是农民工讨薪之路上的一个进步。

　　以往农民工讨薪，要么以弱者面貌出现，博取舆论同情支持，要么以过激方式，迫使欠薪者就范。

　　虽然这两种形式让不少农民工拿回了自己的血汗钱，却也使群体的形象打了折扣。因为不论哪种形式，都显示了农民工的弱势，这个弱不仅是权利之弱，还是人格之弱。讨薪者是以牺牲人格、尊严和自我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工的权益匮乏、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和法律法规的欠缺造成的，但是也不可否认，一些农民工在城市的强势面前，人格心态也被弱化。而如果农民工把自己的人格尊严放得过低，就无法和城市实行精神意义上的平等对话，仅靠舆论同情，是无法真正维护群体的权益的。王牧（军人）

　　维权困境下的无奈

　　“贺卡讨薪”的无奈之举至少透出这几个信息：

　　一、欠薪问题虽经媒体多年曝光，虽经政府多次干预，虽经多方高度关注，但至今仍是一个治而不愈的社会痼疾。不是说建设单位不预留农民工工资不许施工吗？不是说设置热线电话可供投诉吗？但这一切举措，似乎并未真正生效。二、政府维权通道不畅或维权成本太高，农民工对通过正常渠道讨薪的心理期许还是太低，缺乏足够信任。三、工钱乃许多农民工“救急”之需。以中国百姓的隐忍能力，非到难以承受之时，未必会死缠硬磨、执著以求。这种讨薪方式同样暴露了弱势群体维权的诸多无奈。

　　对如此“温情的讨薪”，还远未到高唱赞歌的时候，只要农民工维权之路依然坎坷不平，这样的“温情讨薪”也只能是“看上去有点美”罢了。雷钟哲（企业干部）

　　合法能要来钱吗？

　　我常常叹息弱势群体遭遇“第二十二条军规”。所谓第22条军规出自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一条悖论：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必须是疯子，才可以免于执行飞行任务，但必须自己申请。不过只要还能够申请，就不是疯子，所以就不能免除飞行。农民工讨薪也正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当他们要不到自己的工钱，于是只好采取跳楼、堵路等办法；而跳楼、堵路也许真的能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同时又是违法的，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时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贺卡讨薪好像就要跳出“第二十二条军规”了。堵路违法，发贺卡不违法，而且很有礼貌，很有人情味，符合以情感人的原则。不过，我想问的是，这次合法了，能要来钱吗？如果违法要被拘留，合法又不解决问题，农民工还是处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夹击之中，也还是

　　没有出路。那么，请有关部门告诉他们，下一步，农民工采取什么办法可以讨得到薪？殷国安（公务员）

　　“温情讨薪”不如“重罪清欠”

　　“温情讨薪”不如“重罪清欠”。笔者想到了香港关于讨薪的做法。据1月13日新华网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去年共审结违例欠薪个案1043起，被定罪785起，有两名公司董事及一名雇主因违例欠薪被判监禁，一名雇主被判罚款11.4万港元。香港法律规定：“香港企业雇主如不按时履行支付工资及雇佣合同责任，完成年终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项，最高罚则已提高至罚款35万港元及监禁三年的刑罚”。乖乖，欠薪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最高要监禁三年，有了这种司法监控和“法治高压线”，并且能得到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谁还敢轻易违规呢？

　　劳动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在中国，对恶意欠薪者太温柔了，欠薪者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堂而皇之地再接其他工程，照样发财”。全国总工会法规一处处长关彬枫也表示：“现在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症结在于违法成本太低。”如果像香港一样加大“恶意欠薪”者的违法成本，上述“温情讨薪”也就不会发生。刘克梅（公司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