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多小煤矿根本不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政府应强制为高危行业农民工上工伤保险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7日参加全国政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联组会议时，针对委员提出的如何保障农民工权益问题，作了如上表述（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李毅中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上亿农民离开了土地，其中3500多万进入了高危行业，尤其井下民营煤矿几乎全是农民工；金属、非金属矿山，700多万职工中农民工占到一半以上；建筑行业3000万职工中80%是农民工，制造烟花爆竹的100万人几乎都是农民工，危险化学品有33%是农民工。

　　这说明，当高危行业成为农民工集中型行业，当“矿难不止、带血煤矿不止”等现实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根本性扭转时，政府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避免或减少各类“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首要条件，当然是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改善包括煤矿工人在内的高危产业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安全系数，降低事故风险；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退而次之，政府还可通过工伤保险制度的推行，来为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得以在未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尤其是当安全事故发生时，工人已经遭受了受伤乃至付出生命的伤害，那么，起码不要再让这种伤害的后果，再由工人或者其家属来承担。

　　那些林林总总的小煤矿，矿塌了、人死了、矿主跑了，或者矿主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让众多受害者获得应得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办？以往，政府采取的是抚恤和补偿的办法，但这种办法，赔偿标准偏低，而且如果总是由政府埋单，实际上也就成了广大纳税人来埋单。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矿工如果遭受安全事故的伤害，他得到补偿的来源应当是复合性、多样性的。有直接来自侵权责任方的赔偿，也有来自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能是工伤保险、疾病保险或者还有生活补助），另外还有来自商业保险制度的。其中，政府推行的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是最为保险的，因为它体现为一种刚性的措施，一旦职业伤害事故发生，那么，工伤保险起码能够为受害者提供一道保障。

　　2004年江西万载烟花爆炸后，烟花业主们自发组织行业协会，采取缴纳风险金和互派安全生产监督员的办法来防范风险。他们认为，某些职能部门的安全管理太松散，有关人员既无直接的管理动力，安全生产技术也非其专长，又何来有效和科学的监管？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我国现阶段，未能被覆盖进工伤社会保险之内的企业，亦应成立同业公会性质的行会、协会。一方面可填补政府工作的“空白”（许多县级社会保险机构无力顾及众多小企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企业中员工的根本利益。企业的所有者在企业开办之初，就应当对保障员工职业安全卫生支付必要的费用，同时还应缴纳职业风险金或工伤保险费。行业协会负责管理并监督。特别危险性行业或资源性企业，应提高市场准入标准，一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劳动条件，还可留一部分作为风险准备金。

　　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政府监管与市场自我调理机制相结合，才能让每个煤矿以及其他高危产业工人在回答“工人，你买工伤保险了吗？”时回答：我有了。这对于权利贫困的农民工来说，是最后的救济底线，也应当成为政府监管最不容动摇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