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在小区已经干了四年保安的小刘和大杨，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在门口打了个出租车，走了。望着车子在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前绝尘而去，望着门口新保安的陌生面孔，我一肚子的疑问。干得好好的，和小区的居民关系也不错，现在工作也不好找，为什么要走？

　　天天在门口和保安聊天的古老师悄悄对我说：他们想让公司在节日加班时按照规定发双工资，结果才发现几年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连社保都没给他们买。于是，已经比较熟悉城里规矩的小刘和大杨，选择了申请劳动仲裁，并主动“跳槽”，到了不远处的另一个小区的物管公司应聘。

　　开始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小刘和大杨并不知道，就在他们“行动”的同时，在同一座城市里，另一项和他们息息相关的法律，也正在走自己的“初生之路”。

　　3月23日，据称为三审前的最后一次全国范围的立法座谈会在成都举行。会议上透露的消息是，该草案有望在4月进行三审并通过。

　　这部法律，也是可以用上“步履蹒跚”这样的字眼。

　　刚刚实施的《物权法》，曾经有过“七上审议台”的历史。而有专家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合同法》是一部比《物权法》引起更多关注的法律。其佐证是，在2005年12月底通过一审之后，2006年3月起《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短短1个月，居然收到意见19万件，远远超过《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1万多件的反馈。

　　是因为太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存乃至幸福，都建立在合法取得劳动报酬上。

　　劳资——这是一对在中国曾经讳莫如深的角色，也是现代传媒中，经常被小心翼翼地提起的词。从前几年总理在春节前夕为民工讨要工钱的具体事例，到这几天多家新闻媒体对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违规用工问题持续的关注，无不显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问题。

　　当初总理为民工要工钱，今天“洋快餐”不按最低工资标准发给计时工资，在社会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报纸、电视、网络，一时铺天盖地，甚至有人将其定位为一种“公共情绪”的集体抒发，从而引申到“劳资关系的不和谐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尽管我国有已经实施的《劳动法》，尽管我国有已经比较成熟的劳动争议仲裁，我国最近几年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还是以每年20%的增长率在增长。分析这些劳动争议案件，其争议事项大多数是和小刘、大杨一样诸如不发加班费、不发工资、解除合同不按时支付补偿金等被人们认为不算大的小事情。

　　也许对于在4月2日临近还赖着不去申报个税的年入12万元的人们来说，以上的都是小事，但对于只能依靠工资生活，只能依靠社会保险保障的普通劳动者而言，一件事情得不到落实，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质量，引起他们的生存焦虑，从而引起一种“情绪共振”。群体的价值判断和公共舆论的重点关注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种“情绪共振”，常常是由某一种因素“引爆”的：

　　“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HayG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老百姓关心的是“今年能否多收三五斗”，全球第一的虚名如果没有切实的法律保障，与之何干？

　　“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中西部城市职工工资平均在2000元以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可能稍高一点”。——这里的数据显然并没有将油电气和米面蔬菜的涨价计算进去。身处西部，生活便宜的“物美价廉”早已不是可以在亲朋中炫耀的资本，房价高企，读书照例交钱，疾病也不会因为你地处西部而“高抬贵手”，该花的钱，一分也不少。

　　小事不小，小事上更应该体现公平，历来应为政府与立法者孜孜不忘。

　　从三次审议做出的修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最为关键的一条是立法思路的最终确定，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劳动合同法》应该平等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还是应该倾向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让曙光化为彩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