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自愿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但这场调解却发生在两位农民工被警方关押期间，地点是当地派出所。他们因讨要工资而受到企业的指控，而企业开出的条件是，接受调解才可撤回指控。

　　杭州萧山联达伞面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伞面公司）的四川民工王建昌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讨要工资……其所在公司向警方报案，警方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将王建昌刑拘，快满一个月后才释放。

　　工资迟发引发停工事件

　　今年４１岁的王建昌是四川苍溪县人。２００１年，他来到杭州联达伞面公司做定型工作。王建昌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明工资在每月２５日之前发放。但今年４月份，已经过了２５日，工资却还没发下来。王建昌说：“４月２９日下午，我上中班时，看到工资还没发，就对同车间的两位操作工人说‘老板老不发工资，还干什么活儿啊，停掉算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就停机聚在一起议论工资之事。过了一会儿，老板来了，说要开除我，并叫我结账走人。当我要求结账时，老板叫我到派出所拿钱。”

　　随即，联达伞面公司以个别员工挑唆，引起车间大面积停工，造成公司经济损失为由，将王建昌及其妹夫刘元平开除。朱某等１０名工人各被罚款１００元，并要求他们必须在两天内向公司提交“检查”，否则公司不继续留用。

　　王建昌说，４月３０日全公司职工工资就发了，但没有他和刘元平的。他连续两天去上班，都被门卫挡在门外。５月２５日，王建昌向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联达伞面公司支付他２月２６日至４月２９日两个月的工资及加班费６３１０元，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违约金、补交应交而未交的养老保险金等，共计６．３万余元。刘元平之后也申请了劳动仲裁。

　　劳动仲裁在派出所内开庭

　　７月４日晚，王建昌的妻子等了一个晚上不见丈夫的踪影，第二天才知道丈夫竟被公安机关抓走了。同一天晚上，刘元平也被公安机关抓走。

    原来，６月２８日，联达伞面公司负责人俞小鹏向萧山新塘派出所报案，称４月２９日下午４时许，在王建昌和刘元平的煽动下，公司员工停掉了正运转的机器，正在运行的布料全部报废，直接经济损失６．３万余元。７月４日晚，新塘派出所将王建昌和刘元平带到派出所连夜讯问，第二天将他们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

　　王建昌说：“我被抓进去后，公司老板让人带话儿说只要我不告他们，他们就不告我，否则有我好看的。”７月１４日，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新塘派出所开庭。

　　王建昌说：“民警将我们从看守所带到派出所时对我们说，今天劳动仲裁在派出所开庭，只要我们接受调解，就不追究我们的刑事责任了。当然，这还需要老板写个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材料。”

　　王建昌说：“当时，我们考虑被关进去后无法拿到相关的证据，只好被迫同意调解。开庭时，我们戴着手铐和脚镣，回到看守所后才被打开。”７月１７日，王建昌和刘元平分别与联达伞面公司达成仲裁调解协议，由公司一次性支付他们２月２６日至４月２９日的工资各１０００元。８月３日，王建昌和刘元平被公安机关释放。

　　　公司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

　　案发后，新塘派出所委托杭州市萧山区价格认证中心对联达伞面公司４月２９日下午由于员工停工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得出评估损失为５０００余元。

    ８月１５日，记者就王建昌、刘元平案采访新塘派出所负责人。该负责人说，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浙江省检察院和浙江省公安厅出台了《关于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对于由一般民事纠纷引发的、可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伤害案件、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和破坏生产经营案件，如案件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书面协议，被害人书面要求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本人确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已消除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慎用逮捕措施。这次评估损失只有５０００多元，虽然符合２０００元的刑事立案起点，但损失不大，后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联达伞面公司也书面要求不追究王建昌和刘元平的刑事责任，所以最终作出了撤案处理。

　　８月１５日下午，记者来到联达伞面公司核实王建昌和刘元平反映的情况。在该公司办公室，公司负责人俞小鹏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只是让记者找公安机关。

　　律师：因故停工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针对王建昌和刘元平两位民工的遭遇，浙江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义认为，两位农民工不存在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破坏生产经营行为导致的后果是生产经营活动无法继续。因此退一步讲，即使由于两位农民工停工行为导致布料损失，那也仅仅是造成一部分财产损失，而不是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继续。

　　王义说，更重要的是，两位农民工的停工行为是《劳动法》赋予的权利。《劳动法》规定，工资必须按月发放，不得克扣和拖欠工资，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按双方的劳动合同，工资应当在每月２５日前发放，而该企业已拖欠4天。因此，对两位农民工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公安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的罪名对其实施刑事拘留近一个月是错误的。

　　王义同时指出，劳动仲裁机构的调解违反了自愿原则。调解自愿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但当时的调解是在两位农民工被关押期间，地点是派出所，民工还戴着手铐和脚镣。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接受调解才可撤回指控。内容也有失公平，因为企业连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没有付足。对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书，根据《劳动部关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问题的复函》，可以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要求上级仲裁委员会进行监督。

　　须贤新是杭州市威芸服饰有限公司的江苏籍外来务工者。他说，两位农民工戴着手铐和脚镣参加劳动仲裁，让我们广大外来农民工心寒。两位民工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对待他们？劳动仲裁是双方当事人坐下来平等协商的事，怎能用手铐和脚镣对待？说白了，这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从法律上说，是外来民工的人权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

　　浙江劳动与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认为，这是一起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此案的关键在于破坏生产经营罪与劳动者依法维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本案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行为，而不是破坏生产经营行为，更谈不上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陈诗达指出，《劳动法》第３２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随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提前告知。劳动者的工资应在当月支付。联达伞面公司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此将两位农民工刑拘，这是对法律的歪曲。倘若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员工停工，公安机关就可以随意抓人，那么劳动者的权利如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