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认真阅读文本和听取省学习报告会，我深深地体会到，两个《条例》的颁布，是加强党的建设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监督条例》和《处分条例》是姊妹篇，前者着重于预防，后者着重与处罚。两个《条例》都出现了许多创新和亮点。

在《监督条例》中，首先，正式确立各级纪委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作为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个委员会之一，不能等同于同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有些人以前有模糊认识，一个原因是纪委的监督地位规定不清。按照监督条例规定，纪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专司党内监督的权力。从领导关系而言，中央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地方纪委和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职责划分而言，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门机关，在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乃至查处违纪犯罪案件上有相对独立性。

其次，明确提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权力的架构是个“金字塔”，对权力的监督则应呈“倒金字塔”。权力有多大，对其监督的力也应有多大。如同汽车一样，动力越大，制动功能就越要强大，否则必然出事。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列为监督的重点，既是制约和预防，更是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河北“程维高案件”，从1995年起，在石家庄建委工作的科级干部郭光允就开始写匿名信，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违纪和腐败问题。但他却因此被开除党籍，并在劳教所里度过两年时光。郭光允现在疾病缠身，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外，还有严重的胃病。这些病都和郭光允长期举报而受迫害有关。在这个案件中，如果程维高当时受到有效的监督，如果举报人能受到有效保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大地又何以会出现这样令人悲痛和心寒的惨剧？！

再次，首次规定了党代表的监督权利和责任，从而为全面深入推行党代会常任制找到了最佳切入点。按照条例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履行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享有党员的监督权利外，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行使监督权，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改变了过去要求党员和党代表履行义务多，而保障其行使权利少的状况，结束了各级党代表一会几天就终止其使命的历史，这对发展党内民主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将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的监督办法和经验，上升为党内法规制度。条例第三章用10节的篇幅，分别对10项监督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巡视、询问和质询等，则成为制度监督的创新和亮点。比如巡视制度，既有利于解决“同体监督”软弱无力和“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又有利于克服少数“一把手”腐败过程中“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的弊端。又如，实行述职述廉制度，可经常使领导干部明白其权力的来源，起到警示、提醒作用。　　

《纪律处分条例》经过修订以后，内容更加全面和具体，本着“三个代表”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了新的形势，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我们党以往纪律处分方面的一些规定进一步条例化、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与以往相比，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的条例经过实践并修改以后，对违纪的界限更加清晰，违纪的定性更加准确。明确指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纪律作为处在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之间的一种规范，应当起到拾漏补缺，弥补法律和道德之间空当的作用。在新条例中，很多条款注意了和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在操作中出现矛盾和抵触。如涉及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对失职、渎职人员的认定，都考虑的国家法律的规定，并具体明确了违反党纪后接受处分的流程以及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和操作规程，使纪律处分条例在实践中有很强的操作性。

其次，条例坚持了从严治党，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针对社会反响严重的一些违纪行为，如党员从事有偿服务、重婚、包养情妇等行为，从严从重处理。但条例同时注重保护每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强调在定性量纪上对党员的处理要定性准确、证据充实，从事实出发，办成铁案，强调在程序上保护受处分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不断增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观念，自觉做到遵守党的纪律不动摇，执行党的纪律不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