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被媒体频繁聚焦的“白领”和“农民工”之外，生活着这样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大部分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一般从事非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居无定所。有青年研究者将其称为“城市流动知识青年群体”（简称“流动知青”）。

　　这个群体以“北漂”最先引起关注，但其规模远远大于“北漂”。他们的绝对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奋争拼搏是他们的青春底色，漂泊不定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从北京大学西门往北走，穿过车流喧嚣的马路，有一家名为蓝院的宿舍旅馆。走进大门，看见一条仄仄的通道，两旁的大小房间里，住满了为考研而忙碌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刚搬进来，有的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每天晚上11时左右，他们结束自习，从各处回来，洗漱，交谈，十分热闹。他们端着脸盆，偶尔向外一瞥，眼神带着些许迷茫。

　　这里只是中关村周围众多“宿舍旅馆”中的一个。在北京大学南门外，一家旅馆门口总是挂着“客满”的牌子。老板告诉记者，房子几乎都被考研的学生订下了，一直排到今年冬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拥平副教授最近主持完成了一项“流动知青调查”。与人们熟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流动知青多是从小城市、农村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他们有知识，很多人是专科或本科毕业，却没有大城市的户口，这给了他们“流动”的感受；他们收入不高，在大城市过着中等偏下的生活；为了摆脱平庸的命运，他们愿意忍受暂时的贫穷和困顿，每天都在奋斗。

　　生活在北京大学附近的这些考研学生，只是流动知青中的一部分。“在对流动知青的研究中，他们身上那种不灰心、不自暴自弃的品质最吸引我。”周拥平说。

　　“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简直无法想像该怎样生活”

　　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第一个知青时代结束。那时，孙晓芸（化名）还不到10岁。12年后的1991年，孙晓芸来到北京，成为较早的一批城市流动知青之一。时过境迁，两代知青流动的方向完全相反，不过，两代人都有“向上”的追求，只是对“上”本身的理解千差万别。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孙晓芸和她的同路人的愿望。

　　1989年，孙晓芸的高考分数不理想，父亲通过关系，将她送入河北保定一所大学学中文。她“觉得特别自卑，根本融不进同学当中”。只读了一年半，孙晓芸便自作主张来到北京，到一所大学学文秘专业。“同学们毕业都是国家分配，我没有毕业证，得自己找工作”。她第一次有了“流动”的感觉。

　　孙晓芸那一代流动知青，大多是因为个人因素来到大城市。时值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个人创业的举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孙晓芸们相信北京有更好的生活在向她们招手。不过，那时候流动并不是青年们改变现状的普遍选择。一名比孙晓芸早一年高中毕业的女孩是这样选择未来的：她接了父亲的班，到县工商银行工作。

　　引发年轻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大城市迁移的政策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曾让孙晓芸十分羡慕的“国家包分配”政策走到了尽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从这一年开始，感到工作不理想的本科毕业生，开始大批加入“流动知青”群体。那年，北京圆明园周围出现了一群爱好诗歌、绘画和音乐的艺术青年，人们称这个地方为画家村。“候鸟般的生活方式”开始广泛为青年所接受。

　　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刘劲（化名）决定放弃家乡安稳的生活。1998年中专毕业后，他没有接受父亲安排的在家乡某国企工作的职位，直接来到北京。“来北京之前，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很一般。”与他同来北京的好几个中专同学，有的在快餐店做销售，有的在洗浴中心做收银员，工作都不是很顺，最后都回家了，只有他坚持留下来。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本科生拿不到留在大城市的指标，又不愿意回原籍工作，于是选择了在大城市“流动”的生活方式。

　　25岁的小朱属于高校扩招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2003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小朱发现，自己对北京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面对毕业后回原籍的现实，他对好友说：“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简直无法想像该怎样生活。”最终，他留在北京，成为一名流动知青。

　　在清华大学附近工作的陈某，用自己租下的一套房子设立了“学生公寓”，转租给别人，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可以住12个人，每人每月房租300元到400元不等。拥挤的房间里，除了上下铺的铁床，几乎放不下任何摆设，厨房里陈旧的煤气灶上积了厚厚的油灰，几个人轮流用它做饭。

　　住在这里面的，除了一个准备考研的，都是工作没有着落的大学毕业生，江苏来的小李就是其中一个。本科毕业后，他到北京投靠读博士的哥哥。闲了几个月，他觉得有些苦恼，刚刚参加了一家保险公司的面试。“经理对我不错，希望我能跟他干。”电话里，他憧憬着自己的将来：慢慢熬，希望以后自己也能当经理。

　　与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传统大中专毕业生相比，流动知青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有可能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不过，这样的自由，有时候充满苦涩。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

　　4月1日中午，北京市蓝旗营小区某居民楼一个“学生公寓”里，本科毕业后从福建来到北京、尚未找到工作的小任正在电脑上玩游戏，他的床头贴着“努力”、“奋斗”4个字。

　　这个宿舍的7个人，要么是从外地来北京考研，要么是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找工作。整整一天，只要有人在，这里总是充满笑声。

　　但并不是所有流动知青的生活都这样快活。“流动知青在整个知识青年群体里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这些年轻人缺少经验、缺少社会关系，往往处于工作、生活的极大动荡中。社会位置漂浮不定，对很多流动知青来说是常态。”周拥平说。

　　孙晓芸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月薪是200元。她干得很苦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省钱，她吃、住都在学校，“我想存钱，贴补家里”。为了多赚钱，孙晓芸曾去抄信封，抄一个信封赚3分钱，她最多时一个晚上抄了400多个信封。

　　工作了两年多，孙晓芸总觉得失落，于是参加了成人高考，在北京大学读夜大，学习财会。这次读书，她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学个能谋生的专业。3年后，她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找到第二份工作———做社会调查，月薪400元。为了省钱，她在北京大学旁边跟另一个女孩儿合租了一间平房，每人每月30元，房子没有暖气。“吃饭、洗澡什么的还是在北大，便宜。”

　　之后，孙晓芸又换了几份工作，有几年就住在办公室，连租房的钱都省了。“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苦，现在回过头来看，挺心疼自己的。”她从不吃早饭，午饭就吃1.5元一个的煎饼，整整吃了一年。

　　几乎每个流动知青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陈颢庐至今还记得初到北京，在人才交流市场吃盒饭时碰到的那些别有意味的笑脸。一位作家好心提醒他：“你还是到劳动力市场去试一下。”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身份对人的重要性”。

　　没多久，陈颢庐的钱快花光了，因为他是自作主张来北京，家人拒绝提供援助。连吃了3个月方便面，他开始掉头发。为了补充营养，他买来韭菜，用开水反复烫熟，撒些盐，强迫自己吃下去。

　　目前的陈颢庐已经在筹办自己的文化公司。说起那段日子，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记得当时绝望之下，他曾给姐姐寄去一幅画：一个小孩，端着碗站在路边，旁边写着一行字———大爷，行行好，赏点米吧！姐姐收到信后哭了，给他寄了2000元钱，他得以活下去。“那时候，我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消失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首先得活下去。”

　　几经周折，陈颢庐在一家酒店找到工作———洗碗，每月300元，这些钱他大多用来订报纸，了解各种信息。老板有一次表扬他：“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订报纸的洗碗工。”

　　工作两年，攒了点儿钱，陈颢庐终于作为旁听生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过，已经毕业的他，又有了新的苦闷。“不想做但不能不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陈颢庐开始怀念自己丢掉的很多东西。

　　“就好像有一扇门，可是别人却把它关上了”

　　来北京已经14年了，孙晓芸至今没有结婚，没有北京市户口，收入也不高。回望14年的生活，孙晓芸有些沮丧，她的目标也变得很实际：“月薪达到五六千元，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比较满意了。”

　　如今，与孙晓芸同时来到大城市的最早一批流动知青，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的知青生涯即将走到尽头，一些人终于跻身城市的主流，另一些人则无奈地发现，自己还在城市的边缘游走。

　　刘劲对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满意。“我原来很排斥公务员之类很稳定的工作，但现在觉得这种工作挺好。”他发现在北京创业并没有给他带来想像中的成功和优越感。自己的同学，很多已经有房有车了，相比之下，他缺少一番事业来支撑自己的信心。

　　此外，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也让孙晓芸感到不安。有一次上课，老师讲诗歌，当讲到“嗒嗒嗒的马蹄声，是过客，不是归人”时，她的心就像被抓了一下，非常难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过客”。

　　许多流动知青都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颢庐发现，“正牌”的北大学生往往不爱和他说话。他这样形容自己的难受感觉：“就好像有一扇门，只要走进去，我就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可是别人却把它关上了。”

　　“流动知青要努力寻求自己在社会职业结构中的位置，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建华说。在他看来，流动知青作为整体很难成为大城市的主流人群，但经过有效的努力，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进入城市主流，成为城市主流的一部分。

　　正努力向社会主流人群靠拢的刘劲，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尴尬位置。“我跟有北京市户口的人不一样，跟正规院校毕业、在北京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不一样，跟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也不一样。”

　　在城市白领阶层和农民工之间，流动知青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群体。他们没有城市白领的较高地位；而与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知识技能、就业前景较好，却仍不稳定。

　　陆建华说，流动知青现在缺乏的，是对自己所在群体诉求的整体认识。白领阶层和民工阶层都有自己明确的诉求，流动知青也要发现自己所在群体的诉求，获得表达群体意愿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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