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梁某没有想到，他被用人单位拒绝的理由竟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在招聘会上，他虔诚地递上材料，与企业的招聘官员谈得很投机，眼看就要“事成”，对方突然话锋一转：“你在大学谈过恋爱吗？”，老实的梁如实招供“没有”对方抛过来的话把他噎个半死———“谈恋爱很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没谈就说明你没有信心、没有恒心，也缺乏吸引力，这样的人我们公司不需要。”一个好机会就这样眼看着擦肩而过。
   
还是合肥工业大学。在年初的第一场校园招聘会上，该校联合安徽省内的10所高校，共同宣布全面“封杀”浙江一家企业，起因是这家企业将已经签过《就业协议书》的近十名学生退回，而这些学生全是由学校挑选推荐的优秀毕业生。这家企业的理由是淡淡的一句“企业不需要那么多人”，把这些已经吃了定心丸的学生一下子推到了手足无措的境地。
   
这起最初看起来多少有些偶然的“封杀事件”，随着今年各地大学生就业招聘市场的火热，很快就有了一连串的“北京版”、“上海版”，用人单位的做法令高校气愤难忍———有的单位只做宣传，根本就不拿出一个名额招聘；有的单位在违约之后采取躲避战术，当维护学生权益的高校派出专人欲通过诉讼解决问题时，用人单位却要么不认账，要么不露面，最终不了了之。
   
还有用人单位在招聘中违反《劳动法》，实行性别歧视，甚至有以貌取人等其他污辱学生人格的行为……
   
大学生就业早已是买方市场占主导地位，这个现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无论是学生还是高校，都越来越对买方的非理性行为心存余悸。人们甚至无法设想，随着就业形势日益趋紧，买方还会耍出什么新花招。
   
专业人士指出，类似上述的非理性行为，已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缺乏理性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缺乏规范，在基本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买方难免随意抬高门槛，任意附加“不平等条约”。
   
业内人士指出，现在学生就业凭《就业协议书》，学生违约，要交一笔数额不菲的违约金，否则学校可以扣着学籍档案让你动弹不得。而买方违约，就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即使明显违反法规，也很难受到应有的制裁，更别提在法律法规管辖之外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招聘要求。类似合肥工业大学这样的封杀行动，正是买卖双方矛盾激化的标志。人们的忧虑是，大学在气愤之下的“义举”虽然对少数买方是当头棒喝，但这样的行为缺乏真正的威慑力，最终只能让正常的就业秩序扭曲。
   
提供“产品”的卖方在办学上的非理性，也是构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上海一所专科学校，一名财会专业出身的教师使出浑身解数“公关”，终于为学校开了税务专业，得到学校的嘉奖，但结果却是毕业生过剩，学生就业无门。只谈办学，不看就业前景的旧思维，让学校尝到了苦果。办学和专业设置，究竟应该是有什么教师开什么专业的“看菜下碟”课，还是看市场需求“找菜”；是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还是培养手持文凭的待业者，应当是高校办学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原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惠永正在今年的“两会”上大声呼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需要高校的准确定位。以 I T类的人才培养为例，国内有些高校往往将培养目标定位于 I T业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即便是为数不多的 I T专业技校，出来的学生也多瞄准软件业的“白领”岗位。然而随着入世后 I T业往规模化方向发展，必然会形成“软件蓝领”的缺口，使国内软件业出现“将多兵少”甚至“有将无兵”的局面，这不仅会影响我国软件业的发展，更造成了就业岗位的虚置。
   
目前，能在专业设置上真正根据市场需求着意创新的不多，更多的是“跟风走”。许多学校纷纷改名、改变学校原来的办学方向与传统，结果并不理想，由此造成的供需错位直接导致“成交难”。
   
山东省人事厅毕业生就业处的一位专业人士介绍，从今年供需总体情况看，毕业生人数和人才需求人数大体上相当。换言之，大学生如果能满足用人单位需求、接受用人单位条件，就都能找到工作；同样，用人单位也应该能招到足够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3月11日，在山东济南的“就业大集”，供需双方的错位就很典型。毕业生在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焦急，用人单位也在为没有合适的人才而着急。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说，他们需要的金融、证券、投资专业人才不但要求外语6级，还应掌握本专业前沿发展动态，但不少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明显滞后，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一问三不知，知识体系太死板，更缺乏到位的实习经历。这表明：虽然加入世贸组织给就业增加了很多饭碗，但高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还有欠缺，亟待加强。
   
还有一个产品质量意识问题。目前招聘市场上一味要求实践经验而冷淡应届毕业生的做法，自然不值得提倡。但需要高校反思的是，我们究竟为学生提供了多少真实的实践环节。许多学生没有从学校学到多少真实本领，只有靠一些虚假的“包装”，而且这些“包装”有的还得到了学校的默许，甚至暗中怂恿。在上海交大近日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一家用人单位尖锐地指出，有所高校，明知它的一位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却隐瞒不报，结果学生到了该单位不到一年就成了废人。这一事例凸现了一些学校产品质量意识的薄弱。
   
中国的大学里，计划分配时代的“学生处”的职能刚刚开始转型，尚缺乏一批职业的学生就业指导老师，连国内最著名的几所大学的就业指导部门人士都对记者直言：我们只能边干边学。少数学校的就业指导人员虽有近10年的从业经验，但新的市场化操作方式实践的时间也不长。而与中国规模相当的国外一流大学，就业指导机构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是中国的几十倍，早已实现了对学生就业的个案指导。
   
教育部官员指出，高校的就业指导水平，应当成为其办学水平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开始试行的学生职业心理倾向测量，使用国际流行的一套量表，结果发现：三分之二学生的测量结果与自我估价差异明显。这说明，对学生的科学就业指导是多么的必要。
   
学生就业难，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有责任。一些不愁就业的学校，尽管被市场证明办学路子对头，但却难以扩大办学规模。
   
拿一些优秀的高职院校与目前依托大学所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的生存状况相比。后者似乎拥有在就业市场上闪亮的招牌，还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办学条件。但是，专科并不是本科的压缩饼干，要培养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需要具备专门条件的师资，按目前流行的说法叫“双师型人才”———教师加工程师。而实际上，连一些办学经年的老的职业技术院校尚感合格师资匮乏，这些从本科院校直接脱胎出来的二级高职学院又能如何？但按照目前的政策取向和资金流向，一些优秀的高职学校的办学规模却只能日益萎缩。
   

   
来原：英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