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我们的毕业生失去了进深圳创业就业的机会，这个政策是不公平的。”杜金岭说，北京也有这样的规定。这种非市场化的政策，人为地将国家普通高校毕业生放在一个不平等的平台上竞争。

　　他说：“我们是一个年轻的院校，虽然与一些名牌高校相比有差距，但我们也有特色，毕业生的质量不差。近3年来，本科生一次签约率都达到了90％以上。我们的学生完全有能力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竞争，进入发达大城市。”

　　据了解，上海今年取消了对进上海的院校限制名单，取而代之的是给准备进上海的毕业生打分，一方面是院校分数，一方面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功课成绩。这一做法虽然繁琐了一点儿，但天津大中专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周禄群、南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秀茹等都认为，这样做要合理些，对学生会起到激励作用：把你们放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谁更优秀谁就有机会。

　　周禄群主任说，在高校学生就业过程中，确实存在诸如院校限制、生源限制、外语限制等多种各地制订的政策壁垒，但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与户口联系在一起的，户口壁垒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不均等。

　　周禄群举例说，即使不是毕业阶段，一个人在北京流动，如果他的户口不在北京，许多市民待遇就享受不到，有的被单位派出国考察学习，连个护照都不好办。这种情况，显然会影响外地生源的学生就业。

　　对于深圳等地搞的院校限制，周禄群认为，这是用行政手段保护“落后”，因为这一做法，短时间内看是吸引了一批有质量的人才，在数量上又不会冲击本地人员就业，但从市场角度看，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政策。双向选择，就是双方满意就应该进行签约，可在实际当中，还有许多限制。

　　王威是今年的毕业生，原籍湖北的他，在天津的一个单位实习几个月后，准备签约，但因为英语没有通过四级，户口无法解决。按照天津的规定，没有通过四级的外地生是不能留津的，关键是户口解决不了。

　　周禄群认为这非常不合理，首先外语并不决定一个人的专业水平，有许多行业是不接触外语的。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综合性院校或是名牌院校，不通过四级可能拿不到学位，可是还有一些普通高校，英语只需通过三级就可拿到学位。很难说，两个学生谁更具竞争力。

　　据了解，现在外地生源的学生进入北京，除了有院校的限制外，还有专业和外语的限制。南开大学2003级有一名学生干部，学习成绩非常突出，通过几次选拔被北京一家外企相中，可是因为他学的是俄语，不在北京引进人才的专业范围内，没有进京指标，不能进入北京。

　　南开大学的刘秀茹老师说，这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各地对于本地生源都是无条件地接收，不存在任何专业、外语的限制，但对非本地生源则限制较多，人为地影响了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的双向选择，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

　　周禄群还认为，这样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人才高消费的出现，一个原本高职生或是大专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为了一些限制，干脆打出要研究生的招牌，这样的例子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