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冯特使心理学从哲学殿堂进入实验室。以此为标志，心理学开始了其独立追寻客观真理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学逐步向科学靠拢，力求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神圣家族的成员。心理学的科学化给心理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深刻的困境。考察这一困境，需要先了解现代心理学的基本范式特征及其取向。

    就像现代西方哲学可以区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一样，心理学中一直存在着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两种基本范式的对立与纠葛。这一对立与纠葛涉及心理学众多流派，构成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主义心理学，拥护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心理现象的自然特征方面，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依赖于实证与数据，试图建立一门像物理学那样具有客观性与精密性的统一的心理学学科；人文主义心理学，拥护心理学的人文科学观和现象学的研究范式，注重人的整体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强调心理现象的社会特征，采用非实证的研究方法。心理学中的两种研究取向既冲突又融合，贯穿于整个心理学发展史，对现代心理学的基本范式形成发生了深刻影响 。

    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的对立与冲突对于心理学保持心理学发展中的必要张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在西方心理学中的三大势力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脉络中有很清晰的体现 。但遗憾的是，由于实证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地位，加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感召，以及在现代化过程理性化的维度与实证主义的高度同构与契合，科学心理学最终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如此一来，现代心理学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的实证性。现代心理学的四个特征涵盖了实证主义的要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用“现象的不变性和恒常性来解释现象” 。实证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它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依照韦伯看法，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样实证主义不过是理性化思维认知方式的表现罢了。实证主义与科学心理学勾连，为现代心理学涂抹上一层学科范式的基色。这一基色如此顽固，构成了心理学发展中的所谓“范式韧性”。心理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并未完全打破这一“范式韧性”，但是它为现代心理学的范式变迁从内部打开一个缺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范式特征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基本特征。现代心理学的范式困境，也主要蕴涵在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之中。由于人才测评与心理学的近亲关系，这些困境也正深刻地体现在新世纪人才理论、方法与实践中。科学心理学的基本范式特征是：
   
    其一，在研究对象上，科学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有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这一原则与实证主义的可被观察原则相契合。为避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弊端，科学心理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但无论是自我观察或对外在世界的考察，都摒弃了思维、想象等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心理学被牢牢束缚在“直接经验”之上，行为主义心理学甚至使心理学成为一门“无头脑的心理学”；现代认知心理学则把研究限定为认知过程，将人的情感、意向、动机、人格等排除在外。方法的适用领域为心理学的学科划定了界限，它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提。但这也在无形之中缩小了心理学的应有研究范围，这是现代心理学“我执”的典型体现。

    这一范式特征对于人才测评的影响深远，它是造成测评与所在社会现实脱节、掩饰测评中诸多社会关系真实性的重要原因。譬如在物理学测量中常常存在一种幻觉，就是认为测量的对象是物质本身；实际上测量的对象不过是物质的属性而已（如体积、质量）。而物理学中更激进的测量观则认为：物理学测量的仅仅是概念之间的关系。人才测评眼中的物理测量常仅仅限于牛顿时代，对自然科学中的变革近乎迟钝。不过仅从物理学这一自然科学测量的辨析中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测量并不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在测量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东西 。由于忽视了这一点，造成在智商测量中很少有测评者去反思智商测量的本质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测量的领域。同样，在心理学测量中，测量的结果所表征的也并非个人，而是这个人与其它人及其所在时代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却因为现代心理学范式的影响在人才测评中隐而不彰。人们一般热衷于谈论智商测量量表的历史之悠久，这一测量方法曾经测量并鉴别出了多少历史伟人，却很少反思测量中的社会关系。就如斯腾伯格所揭示的那样，谁是聪颖过人的英才？他们如何被发现又如何施以教育呢？通过测验筛选似乎是一种公平的做法。不过如果考察美国教育测验的传统，就可以发现，“当我们的社会日益远离那种赤裸裸的、以家庭背景决定一切的时代之后，就需要某种其它的东西对特权加以粉饰，以保证富有和特权阶层依旧能够踏上他们总会获得的成功之路。于是测验成为这类装饰的最佳候选者。原因非常简单，谁都不难发现测验成绩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极高的相关。这一相关虽未到极致但高的以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或多或少，权贵们仍能如愿以偿，不过这回打的却是依据能力录取的招牌 。”从这一例子足以窥见人才测评的甄选功能所担当的风险。如果社会总是将得分低的人淘汰出局，得出“测评能够帮助你获得职业成功”就是一种必然。因为那些被筛选掉的、不适合某个岗位的人根本就没有从事该职业的机会。是所谓：测评测评，多少成功假汝之名而行。

    一、科学心理学的范式特征及其对测评实践的影响

      1879年，冯特使心理学从哲学殿堂进入实验室。以此为标志，心理学开始了其独立追寻客观真理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学逐步向科学靠拢，力求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神圣家族的成员。心理学的科学化给心理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深刻的困境。考察这一困境，需要先了解现代心理学的基本范式特征及其取向。

    就像现代西方哲学可以区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一样，心理学中一直存在着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两种基本范式的对立与纠葛。这一对立与纠葛涉及心理学众多流派，构成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主义心理学，拥护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心理现象的自然特征方面，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依赖于实证与数据，试图建立一门像物理学那样具有客观性与精密性的统一的心理学学科；人文主义心理学，拥护心理学的人文科学观和现象学的研究范式，注重人的整体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强调心理现象的社会特征，采用非实证的研究方法。心理学中的两种研究取向既冲突又融合，贯穿于整个心理学发展史，对现代心理学的基本范式形成发生了深刻影响 。

    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的对立与冲突对于心理学保持心理学发展中的必要张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在西方心理学中的三大势力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脉络中有很清晰的体现 。但遗憾的是，由于实证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地位，加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感召，以及在现代化过程理性化的维度与实证主义的高度同构与契合，科学心理学最终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如此一来，现代心理学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的实证性。现代心理学的四个特征涵盖了实证主义的要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用“现象的不变性和恒常性来解释现象” 。实证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它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依照韦伯看法，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样实证主义不过是理性化思维认知方式的表现罢了。实证主义与科学心理学勾连，为现代心理学涂抹上一层学科范式的基色。这一基色如此顽固，构成了心理学发展中的所谓“范式韧性”。心理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并未完全打破这一“范式韧性”，但是它为现代心理学的范式变迁从内部打开一个缺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范式特征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基本特征。现代心理学的范式困境，也主要蕴涵在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之中。由于人才测评与心理学的近亲关系，这些困境也正深刻地体现在新世纪人才理论、方法与实践中。科学心理学的基本范式特征是：
   
    其一，在研究对象上，科学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有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这一原则与实证主义的可被观察原则相契合。为避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弊端，科学心理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但无论是自我观察或对外在世界的考察，都摒弃了思维、想象等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心理学被牢牢束缚在“直接经验”之上，行为主义心理学甚至使心理学成为一门“无头脑的心理学”；现代认知心理学则把研究限定为认知过程，将人的情感、意向、动机、人格等排除在外。方法的适用领域为心理学的学科划定了界限，它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提。但这也在无形之中缩小了心理学的应有研究范围，这是现代心理学“我执”的典型体现。

    这一范式特征对于人才测评的影响深远，它是造成测评与所在社会现实脱节、掩饰测评中诸多社会关系真实性的重要原因。譬如在物理学测量中常常存在一种幻觉，就是认为测量的对象是物质本身；实际上测量的对象不过是物质的属性而已（如体积、质量）。而物理学中更激进的测量观则认为：物理学测量的仅仅是概念之间的关系。人才测评眼中的物理测量常仅仅限于牛顿时代，对自然科学中的变革近乎迟钝。不过仅从物理学这一自然科学测量的辨析中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测量并不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在测量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东西 。由于忽视了这一点，造成在智商测量中很少有测评者去反思智商测量的本质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测量的领域。同样，在心理学测量中，测量的结果所表征的也并非个人，而是这个人与其它人及其所在时代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却因为现代心理学范式的影响在人才测评中隐而不彰。人们一般热衷于谈论智商测量量表的历史之悠久，这一测量方法曾经测量并鉴别出了多少历史伟人，却很少反思测量中的社会关系。就如斯腾伯格所揭示的那样，谁是聪颖过人的英才？他们如何被发现又如何施以教育呢？通过测验筛选似乎是一种公平的做法。不过如果考察美国教育测验的传统，就可以发现，“当我们的社会日益远离那种赤裸裸的、以家庭背景决定一切的时代之后，就需要某种其它的东西对特权加以粉饰，以保证富有和特权阶层依旧能够踏上他们总会获得的成功之路。于是测验成为这类装饰的最佳候选者。原因非常简单，谁都不难发现测验成绩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极高的相关。这一相关虽未到极致但高的以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或多或少，权贵们仍能如愿以偿，不过这回打的却是依据能力录取的招牌 。”从这一例子足以窥见人才测评的甄选功能所担当的风险。如果社会总是将得分低的人淘汰出局，得出“测评能够帮助你获得职业成功”就是一种必然。因为那些被筛选掉的、不适合某个岗位的人根本就没有从事该职业的机会。是所谓：测评测评，多少成功假汝之名而行。
    
     其二，在研究结果上，科学心理学以发现客观普适性真理为目标。心理学家们以发明或发现、提出公理或公式为己任，并力图以这些东西去描述、解释乃至预测和控制人的心理与行为。高度概括性与高度普适性是心理学知识的标签。虽然标签绝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不幸的是它却会因此而塑造出现实。这是现代心理学自我实现的奥秘。因为体制一旦建立，他们就只允许其信条得到肯定的证据。他们不允许与他们信条相悖的事情发生 。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被解释为小概率事件，而心理学的小概率事件只要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希望它发生，它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上，现代心理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发展出了若干种避讳机制。结果是通过方法获得的。方法不同，结果则不相为谋，就是其中的一种。由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多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那么对于其普适性的反驳就只有借助于同样方法所获得的事实，否则就有解释力不够的嫌疑。譬如，弗罗伊德的恋父（恋母）情结，在现实中早就成为一个共识，但在逻辑上却依旧是一个“不明显的胡说”。怎样把这个“不明显的胡说变成一个明显的胡说”呢？仅仅借助逻辑证伪是不够的，且会被科学心理学认为苍白无力。不错，仅仅依靠逻辑检验就能够发现恋父（恋母）情结普适性的荒唐：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恋父情结又从何而来？但逻辑上的责难并不能够“证伪”这一命题，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中国年轻人类学家蔡华教授之所以能够获得“法语国家金奖”，就在于他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发现”了纳人社会——这个无父无夫的社会 。至此，从学术上来说宣告了恋父情结的荒谬性（尽管在现实中它依旧大行其道）。

     科学心理学普适性追求的范式特点，对人才测评产生了深刻影响。普适性的特点造成人们以为人才测评的结果具有优先地位，而不把它仅仅当作一种参照，夸大人才测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优先地位又加强了测评结果运用的单向性。譬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大部分的测评结果是被用来筛选人才，而不是提升人才的素质。测评结果的其它作用如自我诊断功能、自我提升功能等受到极大的漠视。至于测评的潜功能更是稀有探讨。另外，测评结果的概括性被也过度夸张。以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测评为例。这一人格测评的结果总共只有16种。用最少的因素来说明最多的人群，这是科学的应有之义。但不管怎样，16种维度的人格概括相对于大量测评者来说，无疑太少。结果是每17个接受测评者当中，必然有二人的测评结论雷同。而另一个常识是，在每13（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中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的生肖是相同的。说这两个人的生肖相同并不能意味更多的东西（所谓“鸡兔不同笼”，那不过是“相约星期六”中心理学家和大家的玩笑）。但是在16PF的测评中，人格的分类却意味深长。因为人格固然无好坏，职业分层却有其森然的等级；无高下的人格一旦与科层制中的职位进行匹配，产生的两难可谓剧烈而深刻。更深入地讨论下去，就会发现更多的尴尬：该测评中的16种人格不过是通过统计学的因素分析方法所提取的16种因子罢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因素分析更加模式化。凡是熟悉因素分析方法的人都知道，只要需要，你就能够得到所想要的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统计程序的性质决定了这一切。而若你对这些因子感觉不满意（常常是难看或不好命名），你还可以旋转因子轴，直到这些因子之间的差异足够明显（16PF是其中的一种旋转而已）。几乎所有的高级统计学书籍会告诉你这么做，但是对于为什么这么做，是旋转90度抑或是180度，却多避而不谈。查尔斯.斯皮尔曼是因素分析方法的发明者，他的一般智力（g）与特殊智力理论（s）是因素分析所能够得到的最简单类型。可见，撇开哲学上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析，个性与共性的辩证法就足以折射普适性真理背后的脆弱。人才测评的结果运用如何避免类似的尴尬，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心理学坚持以方法为中心，溺爱实证研究方法。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心理学高举客观、实证、实验的大旗，大量移植物理学、生理学与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走上了“以方法为中心”的道路。“方法中心论”有二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混淆了科学与科学方法，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来解决方法问题，而是以方法中心的态度来解决科学问题，陷入方法至上的科学主义境地；其二，把心理学的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相颠倒，不是心理学的方法适应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心理学的对象决定于心理学的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评价现代心理学的“方法中心论”时指出，首先，它是一种“物”的研究方式，要么忽视独特的、健康的、经验着的、主体的人，要么把人降格为机器（从蒸汽机到计算机）或动物（从小白鼠到大猩猩）；其次，它把心理学变成一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的单向科学。科学心理学极度膨胀的实证资料与极其虚弱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反差日益增大，是“方法中心论”的必然后果。现代西方心理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实证方法的霸权地位压抑着其它的研究方法传统，使之处于边缘地位。现代心理学在方法上的困境在于，它的方法很多，但是方法论却很少；将科学视作认识心理世界的唯一正确方式，既给实证主义带来太多的荣誉也为它带来太多的责难。费耶阿本德在其名著《反对方法》中毫不掩饰地指出：科学沙文主义所奉为至尊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仅仅是整个人类认识方法之林中的“一部分”。……不适当地夸大某一视角、某一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而惟我独尊，压制排斥其它方法，便是形而上学 。“如今的西方心理学从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繁荣，但深入地分析却可以发现繁荣背后的理论贫乏，每个实验者割取完整心理现象的一个小块，其研究结果相互之间无法沟通”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也指出：“对方法论的制度化，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这是因为方法的制度化，好像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代许多心理学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误区 。”

    方法的泛滥与理论的匮乏，同样表现在人才测评理论与方法中。关于人才测评的理论基础，国内多照搬职业指导学家帕森斯的“特质-因素匹配理论”和霍兰德的“人格类型-职业类型匹配理论”。即：职位类别的差异对人员测评提出了客观要求，人职匹配以便提高工作绩效是对人员进行测评的合法性诉求；个体差异是人员测评的前提条件；量化的基础使人员测评得以表现测评各项目的数量特征和质量特征。不难看出这种人才测评理论背后深刻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测评观取向 。至于人才测评诸多方法背后的方法论预设，则很少引起关注。譬如，罗夏墨迹测验与MMPI本是用于精神病诊断的测验工具，后来却被用来甄选人员。这样做或许可以淘汰那些情感异常者，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他们所进行的是对正常人的人格评价，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那些与工作成就和管理潜能有关的人格功能 。再如，人才测评所选用的量表中常常包含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许多量表的编制与记分并没有考虑性别的维度，却普遍运用于所有受测者，这已经引起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还如，人才测评的商业化运作造成这样一个错觉，似乎越是使用信息技术或收费越高的方法，就越有信度和效度，价值就越高，对不同人才的鉴别度就越好。这一误区还与统计学中的显著性程度发生“共谋”的关系。用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来掩饰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效果固然不错。但从学理上讲，统计上的显著性程度很难说就是现实中的显著性差异 。倘若不注意这一点，人才测评的便会重犯科学心理学的错误，把缺乏方法论指导的方法演绎为人才测评的修辞术。

    其四，科学心理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在“是”与“应该”之间，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在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之间，科学主义心理学选择了后者。其典型特征是：强调研究方法、程序、结论的客观性；认为所探讨和研究的是心理和行为的事实与规律；所达到的目标是真实地反映意识与行为的本质；研究的设计、进行及结果的分析都不应涉及个人的任何主观倾向与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使得心理学获得了一个不受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真空。就像大自然憎恨真空一样，科学心理学似乎特别讨厌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似乎科学研究本身不是现实社会的重要构成似的。价值中立的范式特征与“方法中心论”关联甚大。哈伯默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许多价值以及意识形态，都在非常有系统地、渐渐地转换成科学家在其研究中的技术问题或程序问题，一旦这种转换发生以后，价值的问题就不再看得出来了。因为转换之后，寻求技术的答案就变成注意的中心，而把技术研究者本身的价值观给掩盖起来了。这是韦伯所谓的“去魅”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在去魅的时候，导致人的主体性的遗落和整体性的消解，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形象在心理学的视野中消失了 。价值中立的神话，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转向中，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后现代心理学评论道：价值中立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不过是建立在实验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上的狭隘的、霸道的心理学；它们不过是特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为主）对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进行思考所获得的特定结果 。

     科学心理学价值中立的迷信，也传染到人才测评的实践中。其典型表现是人才测评中科学取向与商业取向的对立。之所以将商业性因素引进测评理论研究与测评实践中，乃是因为它最能消解价值中立的外衣。譬如，在人机对话测评中，自动化的术语评价系统能够方便快捷地产生一个综合性的自动化报告，里面包含一些有关各种测评结果的描述。这一测评方式很容易导致人才测评的商业性与科学性的对立。如此的结果是：“在自动化评价领域似乎存在着两个阵营：一方是那些严守职业道德的科学家，另一方则是那些想要在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的商业心理学家 ，”阿代尔的话表明：人才测评总是服务于一定的利益群体。那怕仅仅针对个人的是诊断性测评。特别是西方心理学测评中包含着的个人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种族歧视等潜在的文化价值，数见不鲜，尤其应当引起人才测评的注意 。不同文化视野中的心理事实中也包含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不同测量方法的选择组合，也包含了深刻的价值判断在里面。作为补救，在心理学研究中已经有所谓质的研究方法的盛行。譬如，双向研究，深度访谈，参与观察，阐释方法、内容分析等。所有这些，必将对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产生深远影响。

    二、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及其对测评方法的启发

    心理学后现代转向，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是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现实依据。现代科学视野的转向，特别是“老三论”、“新三论”等横断科学的兴起，则动摇了机械自然观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为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提供了资源。现代科学哲学的新发展，粉碎了心理学凭借实证方法建造心理学大厦的幻想；后现代哲学理念被大量借鉴以分析心理学困境及出路。上述因素是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外因。从心理学内部来看，科学心理学取得霸权地位的历史，也是一部它自己的受难史。从早期狄尔泰、李凯尔特的“理解”到韦伯提出“价值关联”的命题，从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在抵抗着实证主义的泛滥。这一反抗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达到新的高度。后现主义思潮中领军人物的思想，如伽达默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罗蒂等，引起心理学界的广泛重视 。心理学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心理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现代心理学内部逐步生长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现代心理学的几个主要特征，正在发生改变 。

    其一，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后现代心理学认为所谓心理学的确定研究领域并不存在。即使存在，那也是一种建构。那些由客观论述来标记的固定领域，如知觉、意识、潜意识等，都不过是一种学科的修辞。任何“客观”的论述，总不过是依托于话语的力量（其实也是权力的力量）掩蔽着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偏见。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心理学知识不仅是力量，它还是权力，而权力中心往往就成为真理中心 。一旦对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知识考古，一旦将历史主义引进到心理学的领地，很容易发现：心理学确定不变的研究领域不过是一种神话。后现代心理学者将不确定性导入到心理学当中，这对于打破科学心理学的“范式韧性”，引发心理学的范式变革，意义深远。可以说，不确定性观念的确立，是对心理学传统中被压抑、被排挤传统的一种解放。这也意味着后现代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颠覆性理解，并非一定是破坏性的，它还意味着一种复兴，一种人本主义心理学传统的回归。

    其二，从普遍主义到情境主义。普遍主义的追求一直是现代心理学的梦想。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普适性不过是宏大叙事的变种。借助普遍主义的乔装打扮，西方心理学取得了霸权地位，并输出带有西方经验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带有强烈的个体主义色彩。美国心理学萨若申翻阅了历届美国心理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发现除了杜威的演说外，所有的演说根本就没有提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心理学的影响，通过翻阅这些演说，人们几乎无法发现心理学实际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特殊的社会中。萨若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相信从它诞生之日起，美国心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主义心理学” 。当千遍一律的智商与情商测评斥于测评市场的时候，当“水仙花情结”等各种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心理学情结大量进口并用来描述、解释复杂的心理事实——一直到泛滥的地步的时候，人们不免要反思：在这些心理学术语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心理学的本土化能够避免普遍主义的刻板模式吗？诸如此类的反思，折射了情境主义的基本思路。情境主义的研究取向强调建构具体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些心理学的普遍法则，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因为所谓普遍的原则仅仅是心理学家这一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而已，这些共识并不能够消除其研究的特定历史情境，“研究者自污染”应当结合情境进行反思而非无条件地放之四海。普遍性的知识不能够也不应该损害地方性知识的生长。否则，心理学视野所造就的就不仅仅是单向度的人，它还会造就单向度的知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并行不悖，多元共生，是情境主义的主张。

    其三，从心理学的方法到心理学的修辞。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过程越来越依赖方法。方法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通往真理的桥梁，更因为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剧烈膨胀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有了眼花缭乱的方法支撑，即使错得违背常识也还显得十分体面。这是一种有学问的错误。它已经是一种时尚，其名字就叫做“试错法”。在后现代心理学看来，科学心理学的方法已经和修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只不过是提供那些原本并不能带有真理的一些假想的一个真理保证书而已”。方法既然沦落为一种引导别人去认可自己的工具，一种把自己的想法（价值观）合法化的工具，那么它同修辞有什么区别呢？修辞只能够保证你说得好，并不能保证你说的真。以心理学中的实验法为例，它以设计严密验证性强而著称。尤其是所罗门实验设计，几乎可以和一些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相媲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实验法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它把人看成是自动化的机器，其实是犯了层次谬误的错误；其次，它在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制造了一个人为的鸿沟，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只有当心理学家与受试有疏离的关系时，才可以更有效地“制造”更客观更有效的知识。这种对于知识根深蒂固的偏见，造就了大量变相的“层次谬误”，因为它仅仅承认经过检验的、符合某种特定程序的知识。

    其四，从心理学的进步到心理学的“故事”。去魅之际，往往是着魅之时。就像启蒙在消除神话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神话一样，现代心理学的进步观也是一个制造出来的神话。利奥塔在《后现代条件：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科学进步”这个概念，事实上是被它的文学及叙事的特点所勾划出来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赞成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它符合西方文化中几个大的叙事故事主题之一：“几经挣扎，终将走向胜利”。对于这些宏大叙事的批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主题。在后现代主义的犀利解构下，现代心理学关于真理的概念、获得真理的工具以及方法论，遭遇严峻挑战。既然心理学的进步只是一种勾画，既然故事能够当成文本来进行处理，既然文本能够进行结构与解构的游戏，既然故事里的事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讲法，那么，现代心理学关于心理学知识不断进步的信念就化为碎片，心理学的历史也就成为心理学的自欺与欺人史。

    随着机械论自然观与实证主义的衰微，科学心理的理论误区与视角偏好给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难以逾越的路障，日益凸现。首先，科学心理学的原子论思想，造成人的心理的肢解。冯特最忠实的弟子铁钦纳通过元素分解的方法竟然发现了38850种视觉元素、11550种听觉元素、3种消化道元素！其次，科学心理学的还原论，造成人性的物化。无论是机械还原论还是生物还原论，都漠视了正常人的心理特性及其丰富意义。其三，客观论造成被研究者主体性的丧失。其四，科学心理学中的决定论罢黜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无论是遗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其间接目的都是控制人。用福柯的话讲，现代心理学带有规训学科的强烈色彩，而不是一门解放的、批判的学科。最后，科学心理学的量化研究所制造的科学图景与生活世界相互分离，被试成了带有刻度的木偶 。所以这些不足和不满，都成为后现代心理学转向的重要维度。科学心理学从自然科学那里移植来的五大研究法则——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渐次被后现代心理学家转换为整体论、建构论、去客观化、内成论（或然论）与质化研究。在审视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时，可以发现：后现代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在方法论上与其说是形成了对立，不如说是构成了互补。以下将心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方法论取向，联系人才测评的方法论现实，予以评介：
整体论对原子论。科学心理学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贯彻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强调以自然科学模式来塑造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以现象学作为其哲学基础，坚持现象学的原则立场，主张根据心理现象的自身特点而不是盲目仿效自然科学来进行心理学研究。现象学反对研究人的科学的自然科学化，认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人是一种还原论的科学观，自然科学模式并非研究人的科学的理想模式。现象学传统高举整体主义的大旗，反对将人分割或分析为一些碎片。心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整体论方法对于新时期人才测评的启示是：人才测评应该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个人出发来考察部分。要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人的人格、气质、职业倾向等，要拷问人的心理及其行为的历史及社会根源，要结合不同测评对象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职业生涯、教育状况、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设计测评的参数。整体论的观点须贯穿人才测评的全过程而非某个环节。譬如，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待测评常模，从测评者的不同背景资料出发对测评结果进行解释等。

    建构论对还原论。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坚持以建构论反对还原论。在皮亚杰看来，建构是双重的，一方面认识主体不断地运用内部结构对客体加以建构，这一外化过程产生关于客体的知识；另一方面，主体在运用内部结构建构客体的同时，又总会对自身内部进行建构，这一内化过程会形成新的知识。后现代心理学家继承了建构论的思想，并以此反思还原论立场给人性异化带来的危害。还原论使心理学的研究局限于某一方法或技术所许可的范围内，造成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的狭隘与研究结果的无用。它使得“大多数的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关于一个世界的根本问题来划定而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 。如此，心理学家成为“在很小领域知道得过多的人”。从建构论的角度审视人才测评，就应该把测评看成是主体与客体双方双重建构的动态过程。许多测评“效应”及测评“污染”，可以从建构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与改善。譬如，测评中的社会赞许性反应定势，指的是在测评中，被评者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符合社会要求的反应的倾向；还有防御作答，指的是被测评者为了留下一个好印象而有意识歪曲做答的反应定势。正确看待这些现象，建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至少，在建构论的视野中，它们是测评中的常态而非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异端。问题的关键不是给这些现象贴上标签以防止它们污染测评结果的“客观性”，而是从社会赞许性反应定势与防御作答本身获得关于测评对象的信息，评估这些现象的发生程度，在测评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建构过程对测评本身进行测评。

    去客观化对客观论。后现代心理学者强调认识主体的内在概念系统的先在作用，认为任何观察与实验都无法超越先在作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真理不过是时代性的信仰。人应该摆脱所谓必然的、绝对的、客观实在的限制，去积极地创造真理而不是发现真理，去创造自我而不是发现自我，去创造世界而不是发现世界。就像马克思的著名箴言所呼吁的那样：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所做的事情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重新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现代主义心理学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解释已经成为既定模式，它花样翻新的解释不过是将心理学的老套路更加隐蔽地予以客观化罢了。心理学的客观论制造社会偏见的效率颇高。譬如，通过把紧张、压抑、失调、精神错乱这些话语客观化，社会现实得以僵化：理性是崇高的，情绪化是不合适宜，它是女性的专利，等等（科学心理学自己制造了这些现象，却反之将其命名为“社会刻板印象”）。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对此极为不满，它力图扛起“非客观化”的大旗，指出现代心理学所描述的心理世界背后的社会与历史渊源，阐释心理学家个人的职业、专业、个性特质及政治立场等对于研究心理事实的影响，对现代主义心理学所依附的现代文化及其文化工业机制进行批判。如果说现代主义心理学家是“擦镜子”的人，其主要任务是把镜子打磨好，让大家从中看出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家则是“造镜子”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既定思路进行转换，他们不愿意把原有的故事照搬再说一次，而是自己选编故事，决定故事的发生及其发展。打破日常知识的束缚，提供新的理论、新的解释以及新的了解，建立心理学的新视野，这是后现代心理学家的努力方向。

    人才测评最大忌讳之一是将其与算命进行类比。为此它常常强调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好像巫婆不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便心虚似的。人才测评的客观性通过什么来体现呢？测评专家喜欢说：还是让数字来说话吧。数字怎么能够说话呢？实际上，无论是量化的数字、科学的方法，还是价值中立的操作，都不过是测评设计者、测评实施者自己说话的方式罢了。从这里可以窥出一个秘密：在现代心理学的视野中，主观性、非理性之所以被驱逐出去或视而不见，主观研究范式之所以失落，不过是对哲学家所谓人死了的呼应。而人才测评学之所以还不得不固守客观的领地（尤其是心理测量），也与它在复杂社会现实中的处境有关。特别是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作为显学的兴起，对于人才测评影响很大。譬如，从学院派的观点看，源自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流行于中学生和网络中的“游戏式”测评，无疑是极不科学和客观的 。但是为什么有为测评专家不屑的所谓“无聊”测评的风行呢？难道只有“客观”这面镜子才能够算得上真正的知识，才能够照出当代人的本来面目？唐太宗李世民还有三面镜子可照，为什么新时期的人才测评还非要透过客观性的准则反观自我及他人呢？固守客观性的准则对于人才测评的中国化阻力甚大，因为中国传统测评思想很少“客观”性，却有自己可贵的传统所在 。

    或然论对决定论。概率决定论对因果决定论，是二者对立的一种常见形式。科学心理学决定论的根子要从其知识的外源论上寻找，实证主义方法不过是其手段。后现代心理学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弃绝真理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不确定性、或然性、内成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性、突变和悖论。心理学从果然到或然的历程，对新时期人才测评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人不是机器、玩偶更不是傀儡。人不仅善于发现新世界，还善于改造旧世界。人才测评的方法，如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构化面试等，应该注意不确定因素的挖掘，从决定论的测评观向开放的、或然论的测评观转换。

    质化研究对量化研究。与现代社会算计的特点相适应，西方心理学曾经患上严重的量化上瘾症。精确的实验设计、精良的统计方法，庞大的累积数据，带来的却是研究与人的心理活动相去甚远的尴尬局面。过度量化使得数学方法成为孔雀的尾巴，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同行的认可与外行的佩服。至于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暂付阙如。这使得心理学研究缺乏社会应用价值。后现代心理学家认为，没有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只是数学游戏。质化研究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密切关系。例如，解释学、释义学等手段的运用，使得话语分析等对话式方法论的建立成为可能。遗憾的是，由于人才测评方法论建设的匮乏，以及学科分割的影响，在测评方法论研究中，很少有结合某一具体方法使用过程，对其中的方法论问题予以探讨的。譬如，面试是一种对话式的人才测评方法，但目前的面试研究多局限在面试的问题选择、面试的程序安排、面试的误区防范等技术细节上。很少有文章从质化研究的角度去把握面试、情景模拟等测评方法背后的方法论意义。这使得测评方法的运用缺乏自觉与创新。当前学院化的测评多半依托于心理学专业，市场化的测评运作则力图扩大市场份额。前者中的活跃人物过的是一种“系统的双重生活”，对测评中的质化方法与量化方法持一种外方内圆式的态度；而后者则钟情于量化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坚持质化方法，而是因为质化测评方法的开发与运用与市场的逻辑相悖。为解决这一两难，常常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在量化数字的后面加上标准化的评语。至于这样做是不是真的造就了质化测评方法与量化测评方法的“共荣”，则鲜有人问津。

    三、新时期人才测评范式转换的若干趋势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挑战看似具有强烈破坏性，但不能忘记的是破坏性中总是蕴涵着极其可贵的建设性维度。适当借鉴心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新时期人才测评的理论基础建设、对于测评方法论的反思以及具体测评方法的改进等，都有着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借鉴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历程，以下两个新时期人才测评范式转换的趋势值得关注：

    其一，测评观的拓展。库恩的范式指的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等，实际上是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 。范式决定着研究者察的方式，范式的转变将导致整个世界图景的改变。测评观也是人才测评范式的一种表现。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将从测评观的转变开始。当前，国内人才测评的基本范式并没有脱离科学主义心理测评观的负面影响。在实践中，更存在测评的商业取向与测评的科学取向两种似乎对立却极易合流的的测评观。商业取向的测评注重的是测评的市场合法性，借助科学心理学的诸多修辞来发展自己；科学取向的测评以学院为依托，注重的是测评的学理合法性。科学取向的测评自诩正统的测评，其实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随着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进一步深化，将逐渐暴露出来。可以预见，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将渐渐走出科学心理学测评观的误区，而商业取向的测评与科学取向的测评或各走各路，或宁汉合流。但是有一点能够肯定，所谓正统的、建立在繁琐效度与信度计量基础上的测评将越来越不合时宜。测评的权威性，将越来越来表现为知识与权力的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展，人才测评方式越来越灵活，测评的间接性、非人性化色彩也会越来越浓厚，不同测评方法之间会不断地交叉、转换。譬如传统的简历，已经演变为带有声音、图像的超级文本。这使得简历筛选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单向度的面试。事实上，测评观的转变已悄然发生。如，测评由关注理论建构和事实材料的收集转向实际应用；测量由针对一个人转向针对个人和团队并重；由专注于对外在事物的探求转向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活动的研究；研究的起点从表象转向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注重语义分析在测评解释中的作用；测评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成为一种沟通、参与协商；从过分倚重实证转向非实证，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关联，等等。

    其二，测评理论、方法及技术的转变。在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看来，科学进步的三阶段法则是：从神学的到形而上学的一直到实证的。在范式论看来，科学的范式转过程包括：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中的典范，是化学中的拉瓦锡革命，物理学中的牛顿革命及其之后的爱因斯坦革命，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新的范式成为该学科的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如此反复，科学的革命不断发生。 在笔者看来，人才测评的范式已经走到实证主义的阶段，它有时为实证主义不发达所苦，有的时候却为之所累。而由于市场的逻辑使然，它有时复古到神学，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测评实践中的反常与危机，与这种过渡性密切关联。这决定了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的复杂性、多向可能性。从应用的角度看，实证的测评范式还没有发展到极致，距离全社会的“测评依赖”尚有相当距离 。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国内人才测评的基本范式包括：考试的测评范式；心理测量的测评范式；考评的测评范式。其中，考试的测评已经十分发达。心理测量的测评也进入商业化的初级阶段，面临去魅的挑战与机遇。考评的测评则在转型的社会中正由人事考核向人力资源测评靠拢。人才测评理论、方法、技术也随着这三种测评亚范式的走向而改变。如上文所揭示，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与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它们在理论基础、方法论及实践上高度同构，有着类似的病灶。如此，在范式转换过程中，人才测评的理论将不再满足于可测、能测的层次，而要结合历史情境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追寻为什么测评、测评什么等深层次的问题；人才测评的研究视野将随之拓展、变换，人才测评不仅仅是一门应用性的技术活，它还有其“人为为人”的价值追求；人才测评的对象不仅仅是具体的人，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才测评研究方法迈向多元一体，多元共生，不断实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人才测评的实践也将走向测评主客体间的双向建构与反思。

     科学心理学普适性追求的范式特点，对人才测评产生了深刻影响。普适性的特点造成人们以为人才测评的结果具有优先地位，而不把它仅仅当作一种参照，夸大人才测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优先地位又加强了测评结果运用的单向性。譬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大部分的测评结果是被用来筛选人才，而不是提升人才的素质。测评结果的其它作用如自我诊断功能、自我提升功能等受到极大的漠视。至于测评的潜功能更是稀有探讨。另外，测评结果的概括性被也过度夸张。以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测评为例。这一人格测评的结果总共只有16种。用最少的因素来说明最多的人群，这是科学的应有之义。但不管怎样，16种维度的人格概括相对于大量测评者来说，无疑太少。结果是每17个接受测评者当中，必然有二人的测评结论雷同。而另一个常识是，在每13（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中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的生肖是相同的。说这两个人的生肖相同并不能意味更多的东西（所谓“鸡兔不同笼”，那不过是“相约星期六”中心理学家和大家的玩笑）。但是在16PF的测评中，人格的分类却意味深长。因为人格固然无好坏，职业分层却有其森然的等级；无高下的人格一旦与科层制中的职位进行匹配，产生的两难可谓剧烈而深刻。更深入地讨论下去，就会发现更多的尴尬：该测评中的16种人格不过是通过统计学的因素分析方法所提取的16种因子罢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因素分析更加模式化。凡是熟悉因素分析方法的人都知道，只要需要，你就能够得到所想要的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统计程序的性质决定了这一切。而若你对这些因子感觉不满意（常常是难看或不好命名），你还可以旋转因子轴，直到这些因子之间的差异足够明显（16PF是其中的一种旋转而已）。几乎所有的高级统计学书籍会告诉你这么做，但是对于为什么这么做，是旋转90度抑或是180度，却多避而不谈。查尔斯.斯皮尔曼是因素分析方法的发明者，他的一般智力（g）与特殊智力理论（s）是因素分析所能够得到的最简单类型。可见，撇开哲学上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析，个性与共性的辩证法就足以折射普适性真理背后的脆弱。人才测评的结果运用如何避免类似的尴尬，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心理学坚持以方法为中心，溺爱实证研究方法。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心理学高举客观、实证、实验的大旗，大量移植物理学、生理学与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走上了“以方法为中心”的道路。“方法中心论”有二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混淆了科学与科学方法，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来解决方法问题，而是以方法中心的态度来解决科学问题，陷入方法至上的科学主义境地；其二，把心理学的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相颠倒，不是心理学的方法适应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心理学的对象决定于心理学的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评价现代心理学的“方法中心论”时指出，首先，它是一种“物”的研究方式，要么忽视独特的、健康的、经验着的、主体的人，要么把人降格为机器（从蒸汽机到计算机）或动物（从小白鼠到大猩猩）；其次，它把心理学变成一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的单向科学。科学心理学极度膨胀的实证资料与极其虚弱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反差日益增大，是“方法中心论”的必然后果。现代西方心理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实证方法的霸权地位压抑着其它的研究方法传统，使之处于边缘地位。现代心理学在方法上的困境在于，它的方法很多，但是方法论却很少；将科学视作认识心理世界的唯一正确方式，既给实证主义带来太多的荣誉也为它带来太多的责难。费耶阿本德在其名著《反对方法》中毫不掩饰地指出：科学沙文主义所奉为至尊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仅仅是整个人类认识方法之林中的“一部分”。……不适当地夸大某一视角、某一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而惟我独尊，压制排斥其它方法，便是形而上学 。“如今的西方心理学从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繁荣，但深入地分析却可以发现繁荣背后的理论贫乏，每个实验者割取完整心理现象的一个小块，其研究结果相互之间无法沟通”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也指出：“对方法论的制度化，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这是因为方法的制度化，好像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代许多心理学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误区 。”

    方法的泛滥与理论的匮乏，同样表现在人才测评理论与方法中。关于人才测评的理论基础，国内多照搬职业指导学家帕森斯的“特质-因素匹配理论”和霍兰德的“人格类型-职业类型匹配理论”。即：职位类别的差异对人员测评提出了客观要求，人职匹配以便提高工作绩效是对人员进行测评的合法性诉求；个体差异是人员测评的前提条件；量化的基础使人员测评得以表现测评各项目的数量特征和质量特征。不难看出这种人才测评理论背后深刻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测评观取向 。至于人才测评诸多方法背后的方法论预设，则很少引起关注。譬如，罗夏墨迹测验与MMPI本是用于精神病诊断的测验工具，后来却被用来甄选人员。这样做或许可以淘汰那些情感异常者，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他们所进行的是对正常人的人格评价，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那些与工作成就和管理潜能有关的人格功能 。再如，人才测评所选用的量表中常常包含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许多量表的编制与记分并没有考虑性别的维度，却普遍运用于所有受测者，这已经引起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还如，人才测评的商业化运作造成这样一个错觉，似乎越是使用信息技术或收费越高的方法，就越有信度和效度，价值就越高，对不同人才的鉴别度就越好。这一误区还与统计学中的显著性程度发生“共谋”的关系。用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来掩饰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效果固然不错。但从学理上讲，统计上的显著性程度很难说就是现实中的显著性差异 。倘若不注意这一点，人才测评的便会重犯科学心理学的错误，把缺乏方法论指导的方法演绎为人才测评的修辞术。

    其四，科学心理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在“是”与“应该”之间，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在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之间，科学主义心理学选择了后者。其典型特征是：强调研究方法、程序、结论的客观性；认为所探讨和研究的是心理和行为的事实与规律；所达到的目标是真实地反映意识与行为的本质；研究的设计、进行及结果的分析都不应涉及个人的任何主观倾向与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使得心理学获得了一个不受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真空。就像大自然憎恨真空一样，科学心理学似乎特别讨厌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似乎科学研究本身不是现实社会的重要构成似的。价值中立的范式特征与“方法中心论”关联甚大。哈伯默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许多价值以及意识形态，都在非常有系统地、渐渐地转换成科学家在其研究中的技术问题或程序问题，一旦这种转换发生以后，价值的问题就不再看得出来了。因为转换之后，寻求技术的答案就变成注意的中心，而把技术研究者本身的价值观给掩盖起来了。这是韦伯所谓的“去魅”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在去魅的时候，导致人的主体性的遗落和整体性的消解，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形象在心理学的视野中消失了 。价值中立的神话，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转向中，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后现代心理学评论道：价值中立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不过是建立在实验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上的狭隘的、霸道的心理学；它们不过是特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以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为主）对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进行思考所获得的特定结果 。
科学心理学价值中立的迷信，也传染到人才测评的实践中。其典型表现是人才测评中科学取向与商业取向的对立。之所以将商业性因素引进测评理论研究与测评实践中，乃是因为它最能消解价值中立的外衣。譬如，在人机对话测评中，自动化的术语评价系统能够方便快捷地产生一个综合性的自动化报告，里面包含一些有关各种测评结果的描述。这一测评方式很容易导致人才测评的商业性与科学性的对立。如此的结果是：“在自动化评价领域似乎存在着两个阵营：一方是那些严守职业道德的科学家，另一方则是那些想要在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的商业心理学家 ，”阿代尔的话表明：人才测评总是服务于一定的利益群体。那怕仅仅针对个人的是诊断性测评。特别是西方心理学测评中包含着的个人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种族歧视等潜在的文化价值，数见不鲜，尤其应当引起人才测评的注意 。不同文化视野中的心理事实中也包含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不同测量方法的选择组合，也包含了深刻的价值判断在里面。作为补救，在心理学研究中已经有所谓质的研究方法的盛行。譬如，双向研究，深度访谈，参与观察，阐释方法、内容分析等。所有这些，必将对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产生深远影响。

    二、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及其对测评方法的启发

    心理学后现代转向，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是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现实依据。现代科学视野的转向，特别是“老三论”、“新三论”等横断科学的兴起，则动摇了机械自然观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为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提供了资源。现代科学哲学的新发展，粉碎了心理学凭借实证方法建造心理学大厦的幻想；后现代哲学理念被大量借鉴以分析心理学困境及出路。上述因素是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外因。从心理学内部来看，科学心理学取得霸权地位的历史，也是一部它自己的受难史。从早期狄尔泰、李凯尔特的“理解”到韦伯提出“价值关联”的命题，从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在抵抗着实证主义的泛滥。这一反抗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达到新的高度。后现主义思潮中领军人物的思想，如伽达默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罗蒂等，引起心理学界的广泛重视 。心理学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心理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现代心理学内部逐步生长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现代心理学的几个主要特征，正在发生改变 。

    其一，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后现代心理学认为所谓心理学的确定研究领域并不存在。即使存在，那也是一种建构。那些由客观论述来标记的固定领域，如知觉、意识、潜意识等，都不过是一种学科的修辞。任何“客观”的论述，总不过是依托于话语的力量（其实也是权力的力量）掩蔽着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偏见。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心理学知识不仅是力量，它还是权力，而权力中心往往就成为真理中心 。一旦对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知识考古，一旦将历史主义引进到心理学的领地，很容易发现：心理学确定不变的研究领域不过是一种神话。后现代心理学者将不确定性导入到心理学当中，这对于打破科学心理学的“范式韧性”，引发心理学的范式变革，意义深远。可以说，不确定性观念的确立，是对心理学传统中被压抑、被排挤传统的一种解放。这也意味着后现代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颠覆性理解，并非一定是破坏性的，它还意味着一种复兴，一种人本主义心理学传统的回归。

    其二，从普遍主义到情境主义。普遍主义的追求一直是现代心理学的梦想。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普适性不过是宏大叙事的变种。借助普遍主义的乔装打扮，西方心理学取得了霸权地位，并输出带有西方经验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带有强烈的个体主义色彩。美国心理学萨若申翻阅了历届美国心理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发现除了杜威的演说外，所有的演说根本就没有提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心理学的影响，通过翻阅这些演说，人们几乎无法发现心理学实际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特殊的社会中。萨若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相信从它诞生之日起，美国心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主义心理学” 。当千遍一律的智商与情商测评斥于测评市场的时候，当“水仙花情结”等各种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心理学情结大量进口并用来描述、解释复杂的心理事实——一直到泛滥的地步的时候，人们不免要反思：在这些心理学术语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心理学的本土化能够避免普遍主义的刻板模式吗？诸如此类的反思，折射了情境主义的基本思路。情境主义的研究取向强调建构具体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些心理学的普遍法则，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因为所谓普遍的原则仅仅是心理学家这一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而已，这些共识并不能够消除其研究的特定历史情境，“研究者自污染”应当结合情境进行反思而非无条件地放之四海。普遍性的知识不能够也不应该损害地方性知识的生长。否则，心理学视野所造就的就不仅仅是单向度的人，它还会造就单向度的知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并行不悖，多元共生，是情境主义的主张。

    其三，从心理学的方法到心理学的修辞。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过程越来越依赖方法。方法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通往真理的桥梁，更因为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剧烈膨胀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有了眼花缭乱的方法支撑，即使错得违背常识也还显得十分体面。这是一种有学问的错误。它已经是一种时尚，其名字就叫做“试错法”。在后现代心理学看来，科学心理学的方法已经和修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只不过是提供那些原本并不能带有真理的一些假想的一个真理保证书而已”。方法既然沦落为一种引导别人去认可自己的工具，一种把自己的想法（价值观）合法化的工具，那么它同修辞有什么区别呢？修辞只能够保证你说得好，并不能保证你说的真。以心理学中的实验法为例，它以设计严密验证性强而著称。尤其是所罗门实验设计，几乎可以和一些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相媲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实验法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它把人看成是自动化的机器，其实是犯了层次谬误的错误；其次，它在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制造了一个人为的鸿沟，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只有当心理学家与受试有疏离的关系时，才可以更有效地“制造”更客观更有效的知识。这种对于知识根深蒂固的偏见，造就了大量变相的“层次谬误”，因为它仅仅承认经过检验的、符合某种特定程序的知识。

    其四，从心理学的进步到心理学的“故事”。去魅之际，往往是着魅之时。就像启蒙在消除神话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神话一样，现代心理学的进步观也是一个制造出来的神话。利奥塔在《后现代条件：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科学进步”这个概念，事实上是被它的文学及叙事的特点所勾划出来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赞成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它符合西方文化中几个大的叙事故事主题之一：“几经挣扎，终将走向胜利”。对于这些宏大叙事的批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主题。在后现代主义的犀利解构下，现代心理学关于真理的概念、获得真理的工具以及方法论，遭遇严峻挑战。既然心理学的进步只是一种勾画，既然故事能够当成文本来进行处理，既然文本能够进行结构与解构的游戏，既然故事里的事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讲法，那么，现代心理学关于心理学知识不断进步的信念就化为碎片，心理学的历史也就成为心理学的自欺与欺人史。

    随着机械论自然观与实证主义的衰微，科学心理的理论误区与视角偏好给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难以逾越的路障，日益凸现。首先，科学心理学的原子论思想，造成人的心理的肢解。冯特最忠实的弟子铁钦纳通过元素分解的方法竟然发现了38850种视觉元素、11550种听觉元素、3种消化道元素！其次，科学心理学的还原论，造成人性的物化。无论是机械还原论还是生物还原论，都漠视了正常人的心理特性及其丰富意义。其三，客观论造成被研究者主体性的丧失。其四，科学心理学中的决定论罢黜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无论是遗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其间接目的都是控制人。用福柯的话讲，现代心理学带有规训学科的强烈色彩，而不是一门解放的、批判的学科。最后，科学心理学的量化研究所制造的科学图景与生活世界相互分离，被试成了带有刻度的木偶 。所以这些不足和不满，都成为后现代心理学转向的重要维度。科学心理学从自然科学那里移植来的五大研究法则——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渐次被后现代心理学家转换为整体论、建构论、去客观化、内成论（或然论）与质化研究。在审视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时，可以发现：后现代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在方法论上与其说是形成了对立，不如说是构成了互补。以下将心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方法论取向，联系人才测评的方法论现实，予以评介：
整体论对原子论。科学心理学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贯彻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强调以自然科学模式来塑造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以现象学作为其哲学基础，坚持现象学的原则立场，主张根据心理现象的自身特点而不是盲目仿效自然科学来进行心理学研究。现象学反对研究人的科学的自然科学化，认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人是一种还原论的科学观，自然科学模式并非研究人的科学的理想模式。现象学传统高举整体主义的大旗，反对将人分割或分析为一些碎片。心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整体论方法对于新时期人才测评的启示是：人才测评应该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个人出发来考察部分。要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人的人格、气质、职业倾向等，要拷问人的心理及其行为的历史及社会根源，要结合不同测评对象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职业生涯、教育状况、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设计测评的参数。整体论的观点须贯穿人才测评的全过程而非某个环节。譬如，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待测评常模，从测评者的不同背景资料出发对测评结果进行解释等。

    建构论对还原论。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坚持以建构论反对还原论。在皮亚杰看来，建构是双重的，一方面认识主体不断地运用内部结构对客体加以建构，这一外化过程产生关于客体的知识；另一方面，主体在运用内部结构建构客体的同时，又总会对自身内部进行建构，这一内化过程会形成新的知识。后现代心理学家继承了建构论的思想，并以此反思还原论立场给人性异化带来的危害。还原论使心理学的研究局限于某一方法或技术所许可的范围内，造成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的狭隘与研究结果的无用。它使得“大多数的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关于一个世界的根本问题来划定而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 。如此，心理学家成为“在很小领域知道得过多的人”。从建构论的角度审视人才测评，就应该把测评看成是主体与客体双方双重建构的动态过程。许多测评“效应”及测评“污染”，可以从建构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与改善。譬如，测评中的社会赞许性反应定势，指的是在测评中，被评者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符合社会要求的反应的倾向；还有防御作答，指的是被测评者为了留下一个好印象而有意识歪曲做答的反应定势。正确看待这些现象，建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至少，在建构论的视野中，它们是测评中的常态而非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异端。问题的关键不是给这些现象贴上标签以防止它们污染测评结果的“客观性”，而是从社会赞许性反应定势与防御作答本身获得关于测评对象的信息，评估这些现象的发生程度，在测评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建构过程对测评本身进行测评。

    去客观化对客观论。后现代心理学者强调认识主体的内在概念系统的先在作用，认为任何观察与实验都无法超越先在作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真理不过是时代性的信仰。人应该摆脱所谓必然的、绝对的、客观实在的限制，去积极地创造真理而不是发现真理，去创造自我而不是发现自我，去创造世界而不是发现世界。就像马克思的著名箴言所呼吁的那样：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所做的事情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重新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现代主义心理学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解释已经成为既定模式，它花样翻新的解释不过是将心理学的老套路更加隐蔽地予以客观化罢了。心理学的客观论制造社会偏见的效率颇高。譬如，通过把紧张、压抑、失调、精神错乱这些话语客观化，社会现实得以僵化：理性是崇高的，情绪化是不合适宜，它是女性的专利，等等（科学心理学自己制造了这些现象，却反之将其命名为“社会刻板印象”）。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对此极为不满，它力图扛起“非客观化”的大旗，指出现代心理学所描述的心理世界背后的社会与历史渊源，阐释心理学家个人的职业、专业、个性特质及政治立场等对于研究心理事实的影响，对现代主义心理学所依附的现代文化及其文化工业机制进行批判。如果说现代主义心理学家是“擦镜子”的人，其主要任务是把镜子打磨好，让大家从中看出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家则是“造镜子”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既定思路进行转换，他们不愿意把原有的故事照搬再说一次，而是自己选编故事，决定故事的发生及其发展。打破日常知识的束缚，提供新的理论、新的解释以及新的了解，建立心理学的新视野，这是后现代心理学家的努力方向。

    人才测评最大忌讳之一是将其与算命进行类比。为此它常常强调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好像巫婆不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便心虚似的。人才测评的客观性通过什么来体现呢？测评专家喜欢说：还是让数字来说话吧。数字怎么能够说话呢？实际上，无论是量化的数字、科学的方法，还是价值中立的操作，都不过是测评设计者、测评实施者自己说话的方式罢了。从这里可以窥出一个秘密：在现代心理学的视野中，主观性、非理性之所以被驱逐出去或视而不见，主观研究范式之所以失落，不过是对哲学家所谓人死了的呼应。而人才测评学之所以还不得不固守客观的领地（尤其是心理测量），也与它在复杂社会现实中的处境有关。特别是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作为显学的兴起，对于人才测评影响很大。譬如，从学院派的观点看，源自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流行于中学生和网络中的“游戏式”测评，无疑是极不科学和客观的 。但是为什么有为测评专家不屑的所谓“无聊”测评的风行呢？难道只有“客观”这面镜子才能够算得上真正的知识，才能够照出当代人的本来面目？唐太宗李世民还有三面镜子可照，为什么新时期的人才测评还非要透过客观性的准则反观自我及他人呢？固守客观性的准则对于人才测评的中国化阻力甚大，因为中国传统测评思想很少“客观”性，却有自己可贵的传统所在 。

    或然论对决定论。概率决定论对因果决定论，是二者对立的一种常见形式。科学心理学决定论的根子要从其知识的外源论上寻找，实证主义方法不过是其手段。后现代心理学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弃绝真理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不确定性、或然性、内成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性、突变和悖论。心理学从果然到或然的历程，对新时期人才测评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人不是机器、玩偶更不是傀儡。人不仅善于发现新世界，还善于改造旧世界。人才测评的方法，如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构化面试等，应该注意不确定因素的挖掘，从决定论的测评观向开放的、或然论的测评观转换。

    质化研究对量化研究。与现代社会算计的特点相适应，西方心理学曾经患上严重的量化上瘾症。精确的实验设计、精良的统计方法，庞大的累积数据，带来的却是研究与人的心理活动相去甚远的尴尬局面。过度量化使得数学方法成为孔雀的尾巴，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同行的认可与外行的佩服。至于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暂付阙如。这使得心理学研究缺乏社会应用价值。后现代心理学家认为，没有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只是数学游戏。质化研究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密切关系。例如，解释学、释义学等手段的运用，使得话语分析等对话式方法论的建立成为可能。遗憾的是，由于人才测评方法论建设的匮乏，以及学科分割的影响，在测评方法论研究中，很少有结合某一具体方法使用过程，对其中的方法论问题予以探讨的。譬如，面试是一种对话式的人才测评方法，但目前的面试研究多局限在面试的问题选择、面试的程序安排、面试的误区防范等技术细节上。很少有文章从质化研究的角度去把握面试、情景模拟等测评方法背后的方法论意义。这使得测评方法的运用缺乏自觉与创新。当前学院化的测评多半依托于心理学专业，市场化的测评运作则力图扩大市场份额。前者中的活跃人物过的是一种“系统的双重生活”，对测评中的质化方法与量化方法持一种外方内圆式的态度；而后者则钟情于量化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坚持质化方法，而是因为质化测评方法的开发与运用与市场的逻辑相悖。为解决这一两难，常常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在量化数字的后面加上标准化的评语。至于这样做是不是真的造就了质化测评方法与量化测评方法的“共荣”，则鲜有人问津。

    三、新时期人才测评范式转换的若干趋势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挑战看似具有强烈破坏性，但不能忘记的是破坏性中总是蕴涵着极其可贵的建设性维度。适当借鉴心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新时期人才测评的理论基础建设、对于测评方法论的反思以及具体测评方法的改进等，都有着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借鉴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历程，以下两个新时期人才测评范式转换的趋势值得关注：

    其一，测评观的拓展。库恩的范式指的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等，实际上是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 。范式决定着研究者察的方式，范式的转变将导致整个世界图景的改变。测评观也是人才测评范式的一种表现。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将从测评观的转变开始。当前，国内人才测评的基本范式并没有脱离科学主义心理测评观的负面影响。在实践中，更存在测评的商业取向与测评的科学取向两种似乎对立却极易合流的的测评观。商业取向的测评注重的是测评的市场合法性，借助科学心理学的诸多修辞来发展自己；科学取向的测评以学院为依托，注重的是测评的学理合法性。科学取向的测评自诩正统的测评，其实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随着心理学后现代转向的进一步深化，将逐渐暴露出来。可以预见，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将渐渐走出科学心理学测评观的误区，而商业取向的测评与科学取向的测评或各走各路，或宁汉合流。但是有一点能够肯定，所谓正统的、建立在繁琐效度与信度计量基础上的测评将越来越不合时宜。测评的权威性，将越来越来表现为知识与权力的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展，人才测评方式越来越灵活，测评的间接性、非人性化色彩也会越来越浓厚，不同测评方法之间会不断地交叉、转换。譬如传统的简历，已经演变为带有声音、图像的超级文本。这使得简历筛选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单向度的面试。事实上，测评观的转变已悄然发生。如，测评由关注理论建构和事实材料的收集转向实际应用；测量由针对一个人转向针对个人和团队并重；由专注于对外在事物的探求转向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活动的研究；研究的起点从表象转向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注重语义分析在测评解释中的作用；测评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成为一种沟通、参与协商；从过分倚重实证转向非实证，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关联，等等。

    其二，测评理论、方法及技术的转变。在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看来，科学进步的三阶段法则是：从神学的到形而上学的一直到实证的。在范式论看来，科学的范式转过程包括：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中的典范，是化学中的拉瓦锡革命，物理学中的牛顿革命及其之后的爱因斯坦革命，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新的范式成为该学科的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如此反复，科学的革命不断发生。 在笔者看来，人才测评的范式已经走到实证主义的阶段，它有时为实证主义不发达所苦，有的时候却为之所累。而由于市场的逻辑使然，它有时复古到神学，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测评实践中的反常与危机，与这种过渡性密切关联。这决定了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的复杂性、多向可能性。从应用的角度看，实证的测评范式还没有发展到极致，距离全社会的“测评依赖”尚有相当距离 。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国内人才测评的基本范式包括：考试的测评范式；心理测量的测评范式；考评的测评范式。其中，考试的测评已经十分发达。心理测量的测评也进入商业化的初级阶段，面临去魅的挑战与机遇。考评的测评则在转型的社会中正由人事考核向人力资源测评靠拢。人才测评理论、方法、技术也随着这三种测评亚范式的走向而改变。如上文所揭示，新时期人才测评的范式转换与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它们在理论基础、方法论及实践上高度同构，有着类似的病灶。如此，在范式转换过程中，人才测评的理论将不再满足于可测、能测的层次，而要结合历史情境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追寻为什么测评、测评什么等深层次的问题；人才测评的研究视野将随之拓展、变换，人才测评不仅仅是一门应用性的技术活，它还有其“人为为人”的价值追求；人才测评的对象不仅仅是具体的人，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才测评研究方法迈向多元一体，多元共生，不断实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人才测评的实践也将走向测评主客体间的双向建构与反思。

注释：
来原：英语大